【摘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鲜明地提出文艺要服务千万劳动大众，这不仅是文艺工作的路线，更应成为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文化的要义乃是一套具有特定内容的价值观体系。当前文化建设还存在只见载体不见内容的现象，封建官僚主义文化、资本至上的文化仍然盛行，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国际分化势力重要的渗透领域，文化革新的紧迫性凸显，亟需切实用服务大众的先进文化指导包括海关党建在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这既符合海关党建的基础性目标，也符合海关党建的最终目标。在海关党建中弘扬服务大众的文化关键在于立足业务、遵循规律、以啬为贵、领导垂范。

【关键词】文化；服务大众；海关；党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壮大文化产业和人才队伍，努力建设文化强国，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2011年海关总署强调要坚持“文化兴关”，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海关文化。2012年海关系统也掀起了学习雷锋同志的主题活动，以期弘扬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作为海关党建工作人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有四个基本问题需要严肃对待。其一，什么是文化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其二，文化改革的紧迫性体现在哪里？其三，海关党建事业的目标是什么？其四，文化与海关党建事业有何联系？笔者拟对此作粗浅的理论探讨。

一、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要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从来没有统一的意见，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语境下对文化的理解自然有所差异。当前几乎是历史以来公开宣扬文化建设最为洪亮的时期，上至“庙堂公卿”，下至引车卖浆者莫不能对文化指点文章的。然文化的要义究竟者何？有以将弟子规烂熟于胸而称国学博士者，有以出入好莱坞而称文化觉悟者，有以玩律法于鼓掌之间而称专家者。但这些仅仅是他们具备的身份或者技能，倘若面对幼童落水而不能救之，面对黎民疾苦而躲进小楼者，固然学富五车也不及救弃婴于饥寒的白丁农夫有文化，也不及救弱妇于欺辱的失学青年有文化。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教科书和名人将文化载体直接等同于文化，以为多建几所大学、多印刷几本书、多拍摄几部电影就直接算是搞文化建设。笔者以为这种倾向是值得商榷的，文化乃是人告别动物世界，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所谓动物世界系指以弱肉强食、蛮力者胜为法则的界地，而文明社会则指人们告别丛林法则或者以法律、道德、宗教、文艺等意识形态伪装丛林法则的时期。这就好比，文明社会早期国家宣布以法律解决杀害纠纷，表面上看是不再以器械打斗那样血腥地解决冲突，但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和贵族垄断公权的现实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丛林法则，法律成了丛林法则的遮羞布。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在骚乱中，在街头斗殴中，贱民啸聚一起，而谨慎的人则站得远远的，但最后往往还是群氓，是卖菜的妇女，挺身而出隔开打架的双方，阻止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自相残杀。”[①]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解读，某些上流社会饱读诗书但他们钻营的无非是如何更多地榨取他人的财物，而这些知识和荣誉则成了其为贪婪辩护的装饰品。但历史上也出现了诸多兼济天下的经世人才。也有出身卑微但能践行先进文化的榜样，雷锋同志从小就是孤儿，正是因为解放之际得到新中国政府的帮扶，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先进文化的魅力，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地成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的崇高绝不会因为善意的质疑或是恶意的诽谤而失去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敬仰。可以说，文化既可以粉饰强势者的贪婪霸道，也可以动员弱者联合和觉悟者反抗强权。

说到底，文化的要义乃是一套具有特定内容的价值观体系。例如现今名声大噪的消费主义就算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文化，它的核心要义就是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成员的积极消费，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生产的繁荣，而不是为了人的自我和谐，其实它还隐藏了这样的推论，生产的繁荣是为了积累丰厚的利润。这种文化已经成为诸多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体系，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比别人更多的资源，所以环保口号只是在空调房里隔靴搔痒的悼词罢了，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但是社会成员因为有了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在潜意识中的支持，就难以强烈地感觉自己行为的错误。那么我们搞文化建设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打破那种粉饰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要建立一种人生而平等、活而平等的价值观体系。如果夸张地说，文化建设就是要把人从魔性中解放出来，引导人走向神性。所以笔者认为并非多背几本书、办几所大学就算是更有文化了。正如北大钱理群教授语惊四座的疾呼那样：“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智商高，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大道自己的目的。”[②]笔者以为这是当前文化建设的误区，即文化建设只见载体不见内容。

实际上文化建设的方向就是党中央提出的，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强调资本的神圣地位，文艺、宗教、风俗大多以宣扬资本至上为皈依。“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控诉和反抗。而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对这种文化的反抗，它所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例如生产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要榨取最大限度的财富，而是要实现人的尊严、发展与和谐。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在执政方针中的体现。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化的要义就是要服务大众。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引用列宁的说法：“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在这里所提的文艺恐怕不单指小说、戏曲，而是带有全局性的文化建设领域。海关党建的根本性质也是意识形态工作，应该用服务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党建的指导和方向，关于这点后文将详述。

二、文化革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列强凌辱，虽有英雄豪杰救国之士亦不免以失败告终。这引起有识之士的困惑和不解。有人主张说中国在技术上落后，然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未能振兴华夏，有人说是政治制度落后，然辛亥革命未能根本改变中国面貌。国家的综合实力未必完全体现在刀枪与政治制度上，满清处农奴时代却能铁骑征服明王朝，抗美援朝时中国小米加步枪却能打败“联合国”军队。笔者以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国家综合实力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上。西方社会通过文艺复兴后，逐渐开始了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依靠民族文化形成凝聚力强大的现代国家。而中国文化虽有优秀之处，然其为封建统治者愚民所用，即便是资产阶级新政权成立，亦以恐惧民众、排斥民众为特点，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动员和组织能力极差。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反抗侵略争取解放并获得成功，其秘诀也在于运用新的文化，尤其是以服务大众的文化唤醒国人唤醒大众，把一盘散沙的国人凝聚为钢铁长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③]

文化不仅是指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无形利器，当然也是基层党建的营养源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特色在于重视理论学习，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人都有自私性，怎么可能为他人服务？换句话说，要如何才能把一个自私的人改造为一个懂得服务的人呢？其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也就是理论学习。对于中共党员而言，穷其一生也未必能达到政治觉悟的终点，很多党员在组织上入党，但在思想上还未必入党。党建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党员在思想上入党，这自然无法回避先进文化的指导。服务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非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一整套论理体系，有着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自我论证，它是整个党建工作的无形基石。

有人会问既然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么为什么还要说文化革新呢？这有几点原因：其一，中国当前仍然存在多种文化，尤其是封建官僚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资本至上的文化仍然处于活跃态势，对执政党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产生重大冲击。例如部分单位领导走基层就像鲁迅小说《理水》中描述的那样，等待的是灾民像上级敬献“海苔叶子做的滑溜翡翠汤”和“刻有寿山福海的木盒”。[④]虽然海关系统此类现象并不多见，但也应引起党建部门的关注。其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12年元旦在《求是》杂志上所提到的那样，“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⑤]可以说西方国家的这些策略已经有所奏效，不少意见领袖在时政问题上有“逢中必反，逢美必赞”的态度趋势。过去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今天是电视、报纸里出政权，从美国对部分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的情况来看，包括文化在内的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部分。其三，“百花齐放”与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紧张日益明显。随着国内经济结构和成分的分化，人民内部利益诉求多元化，进而形成了各自的利益观与政治理论，与党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形成紧张关系。执政党要坚持服务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就必须对资本至上、服务贵族的文化作出理论回应，也就是要对落后的文化进行革新。这些年，党建的主要工作仍然习惯于灌输式的宣传或者热衷于搞毫无价值倾向的活动，而缺乏从“道理”上对这些现象进行回应。因此，党建承载文化革新的任务就更为紧迫。

三、海关党建事业目标的层次性

海关党建事业是党的全部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海关党建事业具有两个层次的目标。其基础性目标是培养能服务海关中心工作的合格党员和组织，其最终目标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觉悟且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的党员和组织。海关是我国重要的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肩负着执行进出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维护贸易秩序、促进经济安全的职责。可以说，海关工作除了具有专业性的色彩，还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海关关员的觉悟高低不同，其职业敏锐性就不同，工作的成绩就有差异。有些关员虽然技术精湛，但如果其不愿意投身到复杂的岗位中和艰苦的岗位中去，那么无形中就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风险；而有些关员虽然技术上还不甚熟练，但因其有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反而会在工作中持续钻研，利用自己的把关服务意识慎重对待每票报关业务，也可能为国家创造更多价值。也就是说，海关工作对关员个体的修养依赖性要比其他岗位来得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日益突出，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增多，走私犯罪组织化和隐蔽化的大背景下，除了依靠通关改革和技术升级，还需要激发海关关员的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最大限度地发挥关员主体在海关业务中的作用，建设“耳聪目明”的现代化海关。因此，海关党建工作的基础性目标就是要以提高海关系统内部党员的把关服务意识，提高其服务海关中心工作的敏锐性和自觉性，并以此增强海关系统内所有工作人员的凝聚力。

但海关党建事业的目标又并非停留在此，它更是党的全部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党的建设最终目标是要培养具有崇高觉悟的党员以及由此构成的组织。如前述及，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更是她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理论，西方国家的政党是某个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说到底政党是为某部分人服务的，其实也就是部分人实现私利扩张的公共工具，这也符合西方国家鼓吹人性自私论的哲学根基。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天道无私”文化土壤，要缔造一个新的宗旨。这个宗旨确实与根深蒂固的人性自私论相冲突，但她的意义正是在于此，即要打破旧的由上流社会掌控的资本和财富至上的旧文化。

这倒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违背真理和人性的，而是因为真理尚未为大众所掌握，而党员就是这些已经具有了新文化观念觉悟的先进分子。党的建设就是要通过组织和宣传工作，持续地培养和巩固党员的先进觉悟。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那样：“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⑥]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阶级斗争不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包括海关党建在内的党务就不能丢掉对党员的意识形态工作，而是要坚持做好为大众服务的文化传播工作。

海关总署在《关于构建和谐海关的指导意见》指出：“构建和谐海关关键在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全面和谐。为什么说“构建和谐海关的关键在人”？因为人既是生产力的主导要素，也是生产关系的主体，人所具备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里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指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一个人如果具备某种觉悟就会在此引导下形成自己的人生轨迹。例如古代的高僧，因其具有很高的佛学觉悟，故确实可能成就普渡众生的功德。相反如果一个人陷入贪欲而不能自拔，那么他就会陷入自我矛盾甚至是与社会产生冲突。例如某些银行职工月薪20万元却抱怨生活在底层，[⑦]对此难道这些职工不应反思自己欲求的合理性吗？构建和谐海关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具有健康而自然的价值观体系的关员，使其形成获取与奉献成正比，欲求与社会发展水平和趋势相适应的价值观，并且能在服务大众的实践中丰富人生意义。这项工作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传播，改造人的惰性、自私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用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的过程，与海关党建工作是相互关联的。

四、如何在海关党建中弘扬服务大众的文化

笔者认为在海关党建工作中弘扬服务大众的文化要特别注意如下几方面：

其一，立足业务，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贯彻党的经济方针。所谓“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⑧]不同的国家机关承担不同的职能，海关既不可能代替决策部门，也不能代替司法部门，更不能舍本求末。近日深圳市公务员大规模上街为市民擦鞋，虽说也是一种服务但却引起网民唏嘘[⑨]，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其本职业务是否合格的怀疑。因此海关党建工作中的服务大众首先是从海关的监管、征税、缉私和统计职能入手的。首先，把好国门本身就是服务大众，一方面通过征税活动充实国库，使国家具备开展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的财政条件；另一方面通过缉私活动可以维护贸易秩序，平衡财货，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服务大众的对象不是仅限于企业和外贸主体，还包括受此行为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社会公众。其次，及时有效地发布贸易数据指导经济生产和流通，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也是服务。再次，法律法规赋予海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海关在实施强制和处罚措施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行为影响、纠违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裁量。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其重要原因在于法的实施总是要落实到个案中，而要实现法的正义价值，执法者必须结合公共政策（通常是执政者的施政方针）理解法的目的才能恰当实施。这些工作相当大的部分是缺乏强制性的，而依赖于关员的自觉，故党建的重要工作即在动员党员关员能积极主动地利用业务平台最大限度地服务大众。当然，所谓立足业务并非完全排斥公益活动，而是业务与公益活动在海关党建工作中不能本末倒置，公益活动更依赖于海关党员的个体行动以及从事公益活动的专门组织。

其二，遵循规律，以说理和文化载体宣传服务大众文化的正当性。弘扬服务大众的文化本质上是要让不接受或者不完全接受这种价值观体系的党员能内化这种观念，因此这样的工作最忌讳的是强硬灌输，缺乏通俗易懂的逻辑说理，尤其是缺乏有针对性地对当下流行的自私自利文化做出合乎逻辑的批判。机关党建的常见方式是发文件、表决心，忌讳对理论开展适当的争论。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⑩]也就是说党建工作需要有一支品德高尚，理论功底深厚的笔杆子队伍，在必要时可以邀请对此有深刻理解的社会人士参与其中，例如举办主题讲座，甚至是举办具有辩论性质的多人论坛，使党的宗旨在辩论中凸显她的真理性。但说理仅仅是党建工作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明示的方式。其实文化的传播更需要灵活运用文化载体。这就如同小说一样，读者从小说中体会到财团的霸道要比直接说教来得深刻。在这点上，党建工作者确实要学习美国的策略。美国输出意识形态不是依靠发起直接的宣传攻势，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取得成功。[11]例如美国以电影方式展示给他人以“自由”的印象，但观众们在视觉盛宴中完全忽略这样的事实：有些根本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帝国主义等，只有在这些根本原则不受挑战时，其他观点才能激烈，而且越是激烈，就越能稳住现状因为它会让社会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和多元。党建工作者应该借用这类手段用以推广服务大众的文化。

其三，以啬为贵，避免形式主义带来的负面危害。《道德经》中讲：“治人事天莫若啬。”[12]意思是说处理政务要善于抓住根本，治理措施要以少为贵，上级对下属不能表露过多的欲求。其道理在于，一则“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如《淮南子》中所说的那样：“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在江边钓鱼，一整天也不能钓满一箩，虽然有弯曲的钓钩，上面有锋利的倒钩，纤细的钓绳，芳香的鱼饵，再加上有詹何、娟嬛的高超技术，但是所钓之鱼也还是不能与大网扑捞相比。所以说，放弃大道而使用小技，与螃蟹捉老鼠、蟾蜍捕跳蚤没有什么区别，不足以禁止奸佞、杜绝邪恶，反而使祸乱更严重。二则是如果上级设立太多的欲求，下属就会谄媚迎合，甚至是搞形式主义造假求名，根本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淮南子》有这样的解释，人为什么会去掏瓜囊而不会扒开玉石，原因在于玉石中没有东西而坚硬，而瓜囊中充满子囊所以会招致损害。齐桓公喜欢美味，易牙煮了长子献给他；胡王喜欢音乐，秦穆公送来歌女引诱他。所以如果上级设置过多目标就易被欺骗。笔者以为，在实践中机关党建工作中存在文件过繁、考核太多的情况，给基层党组织带来组织各项应付活动的压力，引发形式主义的危害，也未能切实起到凝聚力量的作用。例如某些机关对于相同内容的事项存在反复发文件，走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恶性循环，这类现象应当引起海关党建部门的注意。

    其四，领导垂范，以行动书树立服务大众文化的典型榜样。毛泽东说，政策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句话并非是唯心主义观点，而是充分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一种文化能否流行关键看它有无实效，特别是看领导干部能否自己践行，行动比言语更有说明力。《淮南子》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舜在历山耕种，一年后，种田的人都争着要耕种这片贫瘠的土地，纷纷把自己肥沃的土地让出来，舜在河流湍急的地方钓鱼，一年以后，当地的居民争着要在湍急的地方钓鱼，而把好的地方让出来，舜得到这些成绩并不是因为他发表了多少言论，他没有去指手画脚，只是保持自然无为的心志，而感化人民的速度犹如神助一样迅速。如果他没有诚恳的行为，即使挨家挨户地区劝说，也不可能说服一个人。同样的道理，海关党建活动中如果领导能率先垂范，即便是不需要发各类文件，也容易形成服务大众的良好风气，相反，如果服务大众的文化仅仅停留在各级领导的讲话稿里，那么所谓用服务大众的文化滋养海关的党建工作就会成为僵化的道德说教，海关党建工作就会失去生命力。

注释参考：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钱理群：北大正培养利己主义者”，《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3日。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

4.鲁迅，《鲁迅经典文集》，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

5.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2年第1期。

6.“银行员工年薪20万抱怨活在最底层”，《京华时报》，2012年5月7日。

7.《道德经》。

8.“深圳官方回应公务员擦皮鞋：都是为人民服务”，《京华时报》，2012年5月22日。

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 2004年1期。